“寒冬”之后,影视青年的“春天”在哪里

“寒冬”之后,影视青年的“春天”在哪里

  “寒冬”之后,影视青年的“春天”在哪里

  横店剧组滑坡式减少,小卖部老板娘“快亏本了”

  2019年1000多家影视公司关停、当红的年轻演员没有戏拍而“转战”综艺……今年冬天,关于“影视寒冬”的讨论不断冲上热搜榜。在业内人士看来,造成“寒冬”的原因是复杂的,而人们面对“寒冬”也不必太过悲观。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电视剧制片人告诉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2019年以来,至少从投资层面来看,影视剧确实进入了“寒冬”,“2017年、2018年平均每年有1000多个剧组开拍或正在拍摄,但2019年,我所知道的剧组也就五六十个,所有(剧组)加起来最多百八十个”。

  这名制片人介绍,我国的影视剧投资方,最早大多是来自山西的煤矿企业老板,近年来互联网公司、P2P网络借贷平台上的“热钱”也纷纷涌向影视剧行业,“只要导演、明星合同定了,投资人就给钱”。

  他说,在“钱多”的时期,行业内出现了一大批“从不进电影院、从不看电视剧”的制片人,他们很少关注剧本,“只看导演、演员是谁”,这批制片人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扶持”了行业内一大波“烂片”,“中国影视剧行业,不缺好的导演、演员,缺好剧本和好制片人”。

  毕业后到北京一家编剧公司工作的90后小陈,今年跳槽到某互联网企业负责影视项目评估策划。短短一年半内,她的原公司裁员30%,连同她自己手上的项目在内,身边不少同行的项目都停滞了。

  小陈认为,投资情况发生变化是影视“寒冬”的最主要原因;同时,前两年曝光的演员逃税事件、演员“限薪令”的颁布也是影响因素。“现在市场上影视作品的总数减少了,在精品率不变的情况下,好作品的数量也随之减少;一定程度上来说,好作品是‘钱堆出来的’。”她分析说。

  小陈提到,随着“爱腾优”三大视频平台成为最主要的出资方,平台掌握了项目分账的主动权,与之合作的影视公司和签约演员变得比过去弱势。另一位青年编剧小余则透露,“爱腾优”现在非常团结,试图联合起来掌控整个市场,“某当红女演员因为挑合作的男演员,惹毛了一家视频平台,结果另两家也不愿意用她了”。

  “有些影视公司养着几个工作人员慢慢研发项目,但不进行制作,因为项目制作后卖不出去,反而会亏本。”小陈还解释说,相比影视作品,综艺节目的平均制作周期短、成本低,所以这两年综艺节目成为热门。

  上海理工大学出版系副教授、导演戴正说,与其说影视行业遭遇“寒冬”,倒不如说是“优胜劣汰”时期到来了。

  “过去影视行业的从业门槛太低,资本方可能觉得这个行业利润高就往里投钱,项目制作非常不专业。业内存在剧本创作有问题而不能过审、网络大电影质量差而被视频平台往后藏等情况。这两年行业内演员数量变多了,一些流量明星的表演水平差、不被观众认同,也很正常。”

  作为学校教师和导演,戴正感觉现在科班出身的青年演员专业水平也有所下降,有“流量”的不一定有实力。在拍戏时,有的年轻演员自我感觉很好,不愿遵从导演的指引。“相比香港地区和国外的演员,一些内地的年轻演员专业能力并不太好,理解也不到位。对于这样的演员,导演这次用了,下次就不会再合作。”

  “有的教师因为工资低,就把重心放在校外的项目上,教学不专心;一些表演专业的学生大二、大三就出去接戏了,专业学习不够扎实。”戴正认为,近10年影视专业教学都存在这样的问题——部分学生留校从事教师行业,但这批学生本身基础就不扎实,再由他们来教后面的学生,导致影视表演专业学生水平越来越低。“我认为改变现状还是要从学校教育入手”。

  他注意到,近两年国家出台的《关于加快电影院建设促进电影市场繁荣发展的意见》《关于奖励放映国产影片成绩突出影院的通知》和各地区的文化产业指导性文件,旨在鼓励优秀作品制作和传播,对资本起到导向性作用。

  这些文件涉及国家、地方对优秀影视作品的资金支持,比如对电影制片企业销售电影拷贝(含数字拷贝)、转让版权取得的收入、电影发行企业取得的电影发行收入、电影放映企业在农村的电影放映收入等减免征增值税。

  在国家电影局的官方网页上,记者查询到了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如2016年的《我们诞生在中国》《大鱼海棠》《七月与安生》等。

  尚未上映的国产动画电影《山海经》制片人、剧睦影业创始人郭长顺告诉记者,“寒冬”的到来,恰恰使得一批坚持品质、过去不受“挣快钱”投资人青睐的制片方获得更多机会。

  2015年,郭长顺拿着经历了六七次大范围改动、数百次修改的《山海经》剧本找人投资时,四处碰壁,很多投资人根本不关心剧本质量,“只能自己往里投钱,卖房、卖车”。他的制片公司,从上海黄浦江边的核心地段白玉兰广场一步步搬到了“朋友家”。

  但到了2019年,一些精打细磨的作品开始有投资人过问,他的情况竟然有所好转,“过去投一部网剧或者网络大电影,一两年就出成绩,回收成本;现在热钱少了,(投资人)反而有更多的人关注慢热的好产品”。

  郭长顺说,目前绝大部分影视公司都过得不尽如人意,影视公司员工有转行卖火锅底料的、做微商的、卖保险的,但那些有好内容、好剧本的影视公司却能在“寒冷”的大环境下找到“明灯”。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王烨捷 见习记者 魏其濛 视频 周冠伶 来源:中国青年报

【编辑:梁静】

备案审查工作报告:机动车“捆绑式”年检被叫停

备案审查工作报告:机动车“捆绑式”年检被叫停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今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报告,监察法规纳入备案审查范围

  机动车“捆绑式”年检被叫停

  报告称,经审查认为,《深圳经济特区食品安全监督条例》有关限制职业打假的规定,“属于在不违背上位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作出的规定,属于经济特区法规的权限范围,应当允许探索;同时,建议制定机关立足于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总结相关规定实施情况,适时研究完善”。

  新京报讯 12月2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作关于2019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这是2017年以来,备案审查工作情况报告连续三年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司法解释开展备案审查,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报告称,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看,各类法规和司法解释总体上是符合实际需要的,是符合宪法法律的。过去一年,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有地方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按照规定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司法解释共1485件。

  备案审查方式主要有:依职权审查,即审查机关主动进行审查;依申请审查,即审查机关根据有关国家机关或者公民、组织提出的审查建议进行审查;专项审查,即审查机关对特定领域规范性文件进行集中清理和审查。

  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的决定》,监察法规已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工作的范围。

  此外,今年12月,委员长会议已经审议并原则通过《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将原有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和《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程序》合并进行修改完善,形成统一的备案审查工作制度性规范。

  焦点1

  “捆绑式”机动车年检违反道交法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对提供机动车行驶证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单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应当予以检验,任何单位不得附加其他条件。但一些地方规定,机动车进行安全技术检验前,有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记录的,应当先行接受处理。

  也就是说,将交通违法记录的处理与机动车年检捆绑挂钩,车辆在年检前,驾驶员必须将这一年来的车辆违法处理完毕后才能通过年检。这一做法被众多车友称为“捆绑式”机动车年检。有观点认为,车辆年检审查的是车的状况,而违法处罚惩戒的是人的行为,两者“捆绑”有违上位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

  报告显示,“捆绑式”机动车年检的做法确与道路交通安全法不符。“有的地方性法规规定,对有违法记录的机动车实行累积记分办法。经审查认为,该规定与道路交通安全法关于对机动车驾驶人违法行为实行累积记分的规定不符合,扩大了现行规定的适用范围。经沟通,制定机关已将修改相关法规列入立法工作计划”。

  也就是说,经过备案审查,认定“捆绑式”机动车年检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采取“捆绑式”机动车年检的地方,将修改这一做法。

  除了财产权,通信自由也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按照法律规定,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而处理交通事故,一般并不涉及国家安全、追查刑事犯罪的问题。

  不过,近年来,一些地方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调查交通事故的需要,可以查阅、复制交通事故当事人的通讯记录等信息,必要时可以依法提取和封存相关信息、资料。

  报告称,地方的上述做法已超越立法权限,“经审查认为,该规定不符合保护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原则和精神;对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保护的例外只能是在特定情形下由法律作出规定,有关地方性法规所作的规定已超越立法权限。经向制定机关指出后,有关规定已经修改”。

  焦点2

  叫停“人大主任会议许可逮捕代表”

  代表法设定了人大代表的人身保护程序,规定“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许可,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如果因为是现行犯被拘留,执行拘留的机关应当立即向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对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如果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应当经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

  上述规定被称为人大代表的人身“免捕权”,即闭会期间,不经过常委会许可,代表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除此之外,如果对代表采取监视居住、取保候审、行政拘留、司法拘留等法律规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也必须经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委会的许可。

  但是,有的地方出台的地方性法规规定,则超越了上述人身保护程序,闭会期间,经主任会议而非常委会许可,即可逮捕代表。报告称,“经审查认为,该规定与代表法关于县级以上人大代表在本级人大闭会期间非经本级人大常委会许可不受逮捕的规定,存在抵触情形。经向制定机关指出后,有关规定已经修改或者停止执行”。

  焦点3

  修改《城市供水条例》已提上日程

  依据1994年出台的《城市供水条例》的规定,用户如果有偷水、逾期未交水费等行为,那么公用事业局等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或供水公司,可以处以罚款。但是, 罚款是行政处罚的种类之一,行政处罚只能由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供水公司是企业,有行政处罚权吗?

  报告提出:《城市供水条例》规定,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可以对未按规定缴纳水费的行为处以罚款。经审查认为,该行政法规制定时间较早,有关规定与目前城市供水管理体制已不相适应,应当作出必要调整。经沟通,司法部已决定向国务院提出修改《城市供水条例》的建议,有关问题将在下步工作中予以解决。

  也就是说,修改《城市供水条例》已经提上日程,有关供水公司行政处罚权等问题,将在下一步工作中解决。

  焦点4

  地方立法限制职业打假“允许探索”

  2018年,深圳市出台地方性法规《深圳经济特区食品安全监督条例》,其中有限制职业打假的相关规定:有关部门受理关于食品安全问题的投诉举报时,发现投诉人超出合理消费或者以索取赔偿、奖励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可以终止调查并将相关线索纳入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

  今年9月召开的职业索赔行为专题研讨会曾披露,近年来全国以“打假”“维权”为名发起的“职业索赔”恶意投诉举报每年超100万件。有“职业索赔人”在一年内发起的职业投诉举报竟多达4280起。如何应对假借“打假”“维权”的名义、通过恶意举报敲诈勒索商家牟利的职业索赔现象?《深圳经济特区食品安全监督条例》的限制职业打假规定,引发各界关注。

  报告称,经审查认为,《深圳经济特区食品安全监督条例》有关限制职业打假的规定,“属于在不违背上位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作出的规定,属于经济特区法规的权限范围,应当允许探索;同时,建议制定机关立足于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总结相关规定实施情况,适时研究完善”。

  报告还提到,《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对从事家畜产品规模化销售设定了行政许可,对未按规定处理变质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及食品添加剂的行为设定了行政处罚,对从事食品和食用农产品贮存、运输服务的经营者未按规定备案的行为设定了行政处罚。“经审查认为,针对从事家畜产品规模化销售设定行政许可,不违背食品安全法的立法精神和原则;针对上述两种行为设定行政处罚,属于地方适应新情况新需要作出的带有创制性的规定,应当允许探索”。

  新京报记者 王姝

【编辑:房家梁】

哈萨克斯坦载100人客机坠毁:已致7人死 搜救进行中

哈萨克斯坦载100人客机坠毁:已致7人死 搜救进行中

  12月27日电 综合外媒报道,27日上午,哈萨克斯坦Bek Air航空公司一架载有100人的飞机起飞后坠毁,撞入附近楼房。据哈萨克斯坦工业部初步消息,事故已致7人死亡。目前正在进行疏散和搜救工作。

资料图:
资料图:阿拉木图机场。

  哈萨克斯坦工业部称,Bek Air航空公司航班自阿拉木图起飞后下坠,撞到混凝土护栏并扎进一栋二层楼房。

  阿拉木图机场表示,坠机后有幸存者。阿拉木图机场在一份声明中说,紧急服务人员已赶往现场。搜救行动正在进行中。目前,乘客家属紧急热线已开通。

  阿拉木图国际机场27日在社交媒体账户上表示,Bek Air航空公司一架阿拉木图飞努尔苏丹的2100航班7点5分起飞,随后从雷达消失。机上有95名乘客,5名机组成员。

  据悉,哈萨克斯坦Bek Air航空公司主要执飞国内航线。

【编辑:孔庆玲】

河北实施滦河流域综合治理保护京津冀“水龙头”

河北实施滦河流域综合治理保护京津冀“水龙头”

  新华社石家庄12月27日电(记者巩志宏)滦河是海河流域的重要河流,对京津冀地区生态支撑和水源涵养起到重要作用。河北省承德市境内滦河流域面积占滦河流域总面积的72%多。近年来,承德市通过实施滦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推动水环境持续改善。

  记者了解到,滦河上游位于浑善达克沙地前沿,土壤为沙壤土或草原风沙土,极易引起水土流失,对河流水质影响较大。承德市以小流域综合治理为依托,积极争取国家及京津冀相关项目和资金支持,重点实施了京津风沙源、密云水库上游生态清洁小流域等水土保持工程,过去3年累计完成水土流失面积1700多平方公里。

  同时,大力实施河道生态修复,“十三五”以来承德市启动滦河流域河流生态治理工程55项,规划治理25条河流、共364公里,目前已经完成河流生态修复治理286公里,流域内水源涵养功能和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提升。

  承德市加强滦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2018年以来启动实施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和生态修复等156个项目,各县市区建成区污水收集率均达90%以上、垃圾集中处理率达95%。同时加快农村污水管控、垃圾清扫、禽畜粪污等综合治理。

  目前,滦河已建立市县乡村四级河长组织体系,全市乡镇级环保所市县“全覆盖”,全市成立27个执法巡查组、对辖区内所有河流实施联合执法巡查,基层环境监管力量得以加强。

  根据监测数据,截至今年10月,滦河流域11个国考断面水质全部达到或好于Ⅲ类,较2018年同期提高18.2个百分点。15个省考断面水质全部达到或好于Ⅲ类,较2018年同期提高13.3个百分点。滦河流域水环境质量实现持续改善。

【编辑:田博群】

新疆核桃乘中欧班列首次大批量出口欧洲

新疆核桃乘中欧班列首次大批量出口欧洲

  新华社乌鲁木齐12月26日电(记者李志浩、阿曼)25日13时10分,一辆载有44节车厢核桃与核桃仁的货运列车,缓缓驶离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中欧班列集结中心,预计在18-20天后抵达终点站土耳其梅尔辛港。这是“和田-喀什-乌鲁木齐集拼集运货运班列”转中欧班列的开行仪式,也是新疆核桃首次大批量出口国际市场。

  此次出口的核桃和核桃仁,全部来自和田地区、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等南疆地区,由新疆果业集团委托新疆中欧联合物流有限公司进行国际货运。

  为加速农业产业发展,2018年5月新疆启动农产品疆内收购、疆外销售“两张网”建设。作为“两张网”建设主力军,新疆果业集团立足南疆核桃资源优势,先后在和田市、叶城县、阿克苏市新建核桃仓储收购加工交易集配中心4个。

  截至今年11月底,新疆果业集团共收购、加工、交易核桃30多万吨,引进、改造核桃加工生产线20余条,以解决核桃仁发黄、发黑、霉变问题,核桃白仁率由25%提升至75%以上,商品率、附加值得到大幅提升。

  本次南疆核桃搭乘“和田-喀什-乌鲁木齐集拼集运货运班列”,系首次通过“集拼集运”货运火车方式运送至乌鲁木齐。据介绍,相比传统汽运方式,集拼集运货运班列方式成本节省30%,且速度快、周期短、破损少。

  新疆国际陆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陈利辉介绍,本次集拼集运货运班列转中欧班列,通过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发往土耳其,全程具有运输时效高、货物损耗少、监管风险低、成本低等优点。

  第二班核桃货运专列计划于2020年1月开行,继续出口土耳其。

【编辑:田博群】

美国小伙替同学挡子弹,不幸身亡,被星战公司封“绝地武士“

美国小伙替同学挡子弹,不幸身亡,被星战公司封“绝地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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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身救人的美国大学生莱利·霍威尔(美联社)

海外网12月26日电 今年4月,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发生枪击案,21岁大学生莱利·霍威尔英勇挺身,阻止枪手伤害更多人,但不幸身亡。圣诞节前,他被“星际大战”制作公司卢卡斯影业追封为“绝地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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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地武士(Epic Games网站)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霍威尔生前是“星际大战”忠实粉丝,在他阻止更多伤亡、英勇牺牲的事迹传出后,卢卡斯影业公司影迷关系小组5月致函慰问霍威尔家人,并告知他们打算在即将出版的新书《星际大战: 天行者的崛起–视觉词典》中,表彰霍威尔。此书由DK出版商出版,与新电影《星际大战:天行者的崛起》同时发行。

球迷关系小组成员卢卡斯·西斯特罗姆在信中写道:“莱利的英勇无私,勾动出我们所有人心中的绝地武士。我们愿与你们共同推崇他的人生榜样,谨此致敬,我们的故事小组,将把莱利的名字重新构想为星际大战星系中的角色。……愿原力与莱利和所有人同在,永远永远。”

新书里有关莱利的角色只提到66个字,但内容指出:“绝地大师和历史学家莱利·霍威尔收集了许多有关探索‘原力’编纂的最早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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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击案发生后,警察奔向现场(《镜报》)

4月30日,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发生枪击案,枪手在一间教室里开枪,有四名学生受伤,霍威尔和另一名同学身亡。警方表示,霍威尔起而对抗枪手,阻止了更多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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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威尔生前和女友的合影(ABC)

霍威尔的母亲娜塔莉·亨利霍厄尔回忆道,当莱利还是小孩时,他的叔叔曾特别为他制作了一本小书,让他成为其中的星际大战主角“幻影威胁”

如今,莱利真正被收录到星际大战新书里,这份礼物意义重大;“看到他们把他连名带姓写进书里,我很感动,如果只是名字而已,我们可能会一直猜测那是否真的是他,但他们把他的姓氏写出来,表示尊敬……我一听说就哭了。”

电影《星际大战:天行者崛起》开幕之夜,全家人带着霍威尔的骨灰一起去看了这部电影,还为他留了一个座位。“我想,他应该会喜欢它的结局。”他的母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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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威尔和女友(ABC新闻)

霍威尔女友劳伦·韦斯特摩兰表示,成为“绝地武士”绝对是他最想拥有的荣誉。

劳伦的父亲凯文·韦斯特摩兰说,霍威尔一生都在研究“星际大战”宇宙,“他善恶感强烈,乐于照顾他人。看到他被写入‘星际大战’ 既是绝地武士又是历史学家,这正是将他与所爱的人物串连起来的完美方式。”(海外网 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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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刘强、徐亦超

《全国地质环境图系》编制完成

《全国地质环境图系》编制完成

  本报北京12月25日电 (记者常钦)近日,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环境监测院牵头负责的《全国地质环境图系》编制完成。该图系是我国首次统一组织编制的地质环境图系,对国土资源大调查以来开展的环境地质调查、监测数据资料和研究成果进行集成和提升,为环境地质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地质环境管理和地质灾害防治、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生态修复等领域提供了数据支持和科学依据。

  该图系编制工作始于2013年,历时7年。该图系包括《中国地质环境图系》和分省地质环境图系。该图系还统一了全国地质环境图系地理信息底图库,编制了《全国地质环境图系编制技术要求》《全国地质环境图系数据库建设技术要求》《全国地质环境图系专业术语汇编》等技术文件。

【编辑:田博群】

浙江发布以参保人满意度为核心指标的医院排行榜项目

浙江发布以参保人满意度为核心指标的医院排行榜项目

  浙江发布以参保人满意度为核心指标的医院排行榜项目

  新华社杭州12月26日电(记者郑梦雨)浙江大学医疗保障大数据和政策研究中心25日宣布推出以参保人满意度为核心指标的《最佳医院排行榜》项目。该项目将对浙江省100多家三级医院进行评价。

  据研究中心负责人吴息凤教授介绍,医院排行榜项目的出发点为以下两点:一是体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患者的获得感、安全感等体验为最主要标准;二是把对医院的评价权还给患者。此外,项目将每年推出上一年度的《最佳医院排行榜》,通过大数据驱动的医院排行榜评价体系,促进医院服务水平和管理能力的不断提升。

  记者在发布会上了解到,该项目参考了国内外现有的医院排行榜的评价方法,经多轮专家论证后形成总体框架。通过包含医护服务、就医效率、医院环境等涵盖就医全程体验的问卷,以五星级评分的方式收集患者的就医体验;利用大数据分析,根据患者就医信息和医院结构指标等对患者体验评分进行校正,减少患者的个体差异(年龄,患病种类等)和医院间差异(医院规模等)对体验评分的影响。项目以短信调查等形式收集患者的匿名评价信息,采用区块链技术对数据加密,以保证评价的客观性。

  据了解,浙江大学医疗保障大数据和政策研究中心是由浙江大学和浙江省医疗保障局共建的局校合作医保研究中心。中心将围绕医疗服务评价、公共政策评估和智慧应用三大板块开展研究工作,形成一批领先、专业的智慧医保大数据应用成果,探索开展联合政产学研用的社会化智慧医保服务,全面提升医保质量。

【编辑:李玉素】

美国将香港之乱列为“年度好事“,暴露暗黑嘴脸!

美国将香港之乱列为“年度好事“,暴露暗黑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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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平安夜与圣诞节,市民过得并不平安祥和。

据报道,有暴徒于圣诞前夕在香港多区进行暴力活动,破坏交通灯、设伞阵、堵路,甚至冲击警务人员。同天,黑衣人在位于香港旺角的阿迪达斯旗舰店肆意打砸纵火,起因竟是支持香港警察的刘亦菲成为其最新代言人。

蝗虫一般的暴徒破坏节日气氛令市民愤慨,而让人更厌烦的是,那些“熟悉”的身影依然在冲锋陷阵。

最近,美国《华盛顿邮报》选出2019年发生的“19件好事”,香港“修例风波”赫然在列,与其共同入选的是“埃博拉病毒疫苗面世”等事件。编辑还配文,“借此提醒大家,这个世界并非都是丑恶的”。大批香港网民愤怒地表示,“对美国来说当然是好事,成功在香港挑拨离间”。无独有偶,英国所谓人权组织“香港观察”发表声明,指控香港警务处使用粗暴武力针对“和平购物人士和示威者”。此言亦被香港特区发言人斥为“恶意谎言”。

把暴乱当“好事”,称暴徒很“和平”,西方势力如此为犯罪鼓与呼,暗黑祸心昭然若揭。随着中国发展蒸蒸日上,以“霸主”自居的一些西方国家对华焦虑症一日重似一日,而此次香港“修例风波”恰好成了某些人眼中的突破口。数月以来,从为废青提供资金支持,到签订自娱自乐式的所谓“法案”,再到如今以各种好听的名头为暴力背书,西方势力一日不曾消停,但显然已黔驴技穷。

说到底,这种见不得中国好,又毫无办法,只得背后败坏的样子,颇有些“柠檬精”的架势。以更大视野来看,从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总以为“绊倒了别人”自己就能永远跑在前头,这种心态何尝不是“西方之乱”的一大原因。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止暴制乱仍然是香港目前最大的任务,法律终会让为所欲为者受惩,而时间终会让心思丑恶者闭嘴。(记者 关末)

责编:赵宽

中国人权研究会文章:金钱政治暴露“美式民主”的虚伪面目

中国人权研究会文章:金钱政治暴露“美式民主”的虚伪面目

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中国人权研究会26日发表《金钱政治暴露“美式民主”的虚伪面目》文章。全文如下:

金钱政治暴露“美式民主”的虚伪面目

中国人权研究会

2019年12月

美国一向自诩为民主的“灯塔”,宣称人民拥有参与公共事务、选举和监督政府的权利。但现实情况是,美国政治对立尖锐,社会撕裂严重,大批民众被排斥在政治过程之外。金钱政治是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金钱政治剥夺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压制了选民真实意愿的表达,形成了事实上的政治不平等。近年来,富人阶层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普通美国人的影响力则日渐缩小。金钱政治暴露了美国民主的虚假一面。

一、金钱充斥美国政治全过程

“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这句广为流传的评论精准而又犀利地揭示了当代美国政治的本质。金钱是美国政治的驱动力。美国庞大复杂的政治机器,只有在金钱燃料的推动下,才能持续前行。金钱是美国政治的润滑剂。离开金钱,美国政治根本无法顺畅运行。金钱政治贯穿了美国选举、立法和施政的所有环节,成为美国社会挥之不去的顽疾。

选举沦为金钱游戏。选举的本来目的是表达选民意志、确定政策方向和选择合格的领导者。但是,美国的金钱政治却扭曲了民意,把选举搞成了富人阶层的“独角戏”。金钱深深植根于美国选举的各个环节中。在所有层级的选举中,筹集资金都是参选者的入门条件。没有足够的金钱,根本无法参加竞逐任何重要政治职位。21世纪以来,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总统候选人的选举费用从2004年的7亿美元,快速增加到2008年的10亿美元、2012年的20亿美元。2016年,包括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在内的美国大选总共花费了66亿美元,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政治选举。美国中期选举费用也快速升高。2002年到2014年间举行的4届中期选举分别花费21.8亿美元、28.5亿美元、36.3亿美元和38.4亿美元,2018年则达到52亿美元。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中,赢得一个参议院席位的平均成本为1940万美元,赢得一个众议院席位的平均成本超过150万美元。高额的选举费用大大提高了参选门槛,排除了绝大多数人参加竞选的可能。只有少数有能力筹集大量竞选资金的人,才能加入美国政治选举角逐。这无疑为富人和利益集团通过金钱笼络候选人营造了温床。

除公开登记的选举经费外,大量秘密资金和“暗钱”也注入美国选举活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网2018年报道,美国财政部宣布不再要求大多数非营利组织报告捐赠来源,这大大降低了选举资金的透明度。自联邦最高法院2010年对“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打开政治捐款闸门之后,非法“暗钱”持续涌入选举,不断创造新的纪录。2010年中期选举的“暗钱”为1600万美元,2014年中期选举的“暗钱”增加到5300万美元。到2018年中期选举,候选人以外的外部团体花费的“暗钱”剧增到9800万美元。在外部团体为影响国会选举而播放的电视广告中,超过40%是秘密捐赠者资助的。

二、金钱政治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

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民主制度是实现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形式,因此必然体现资本家意志,为资本家利益服务。美国民主制度的最大特点是选举。通过选举把符合资产阶级要求的政治人物推上国家领导职位,行使国家权力。为此,美国设计了一套精巧的政治体系和选举制度,对候选人和选民进行层层筛选,以保证那些让富人满意的人当选。最初,美国对选民资格进行种种限制,剥夺大批美国公民(如少数族裔和妇女)的选举权。后来,金钱越来越成为资产阶级控制选举的最重要手段。进入20世纪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大众传媒的普及和发展,金钱在选举中的地位不断上升。金钱是个选择器,可以用来淘汰来自底层的政治参与者,使得穷人代表根本难以成为候选人。富人通过资助竞选经费的方式挑选合格的政治代理人,使他们成为候选人,进而赢得选战。在这种制度设计下,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的链接是天作之合。富人的经济利益需要通过选举参与政治来保障,政治人物需要借助金钱来进行选举。富人为了维护他们在国家公共资源分配中的优势地位,有很强的动力主动介入政治运作,寻求从联邦到地方政府的各级代言人。他们拥有最大份额的社会财富,可以满足政治人物的资金要求。政治人物可以充当富人的政治代表。而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政治人物必须占有更多金钱才能参与一场正常的选举,进而赢得选举。于是金钱极为容易地充当了政党政治“链条”中的起点与终点。美国两大政党候选人不过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派别的代表罢了。

利益集团的活动生动诠释了金钱政治的内涵。利益集团指的是一些有共同政治目的、经济利益、社会背景的团体和个人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共同目的、利益而结成的同盟。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是利益集团得以合法存在和开展活动的最高法律依据。利益集团的宗旨是参与权力运作过程,影响公权力部门制定相关政策,以维护和扩张自己的利益。美国独特的政治体制,如联邦和州分权的联邦制,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为利益集团提供了广阔空间,使它们可以向各级政府施加压力,左右美国政治。利益集团已深深嵌入美国行政机构、国会和司法系统之中,与政党和政府并列为美国政治的三大支柱。利益集团的活动方式有很多种,如提供资金、直接介入选举过程、帮助特定候选人赢得选举等,从而影响国会立法和未来政府决策;通过刊登广告、发表广播和电视演说、召开新闻发布会、制作影片等方式制造舆论,影响政府决策;对立法者和政府决策者进行游说,直接影响政府政策。美国的政府决策和国会立法是各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

利益集团就是金钱政治的标本。利益集团的活动处处离不开金钱,是联结金钱与权力的枢纽,其功能就是将金钱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利益集团的资金越充沛,它的政治影响力就越大,而金钱绝大部分掌握在富人手中。穷人也可以组成利益集团,但由于财政资源有限,注定不会发挥很大影响。真正能够发挥较大影响的还是一些企业集团或行业性组织,因为只有这些利益集团拥有足够的资金。例如,在2000年至2010年间,美国企业花在选举上的资金是工会的10倍。虽然2010年后企业和工会的政治支出限额取消了,但许多工会组织已达到其支付能力上限,无力进一步增加政治支出。相反,企业的政治花费急剧增加,影响力迅速扩大。企业加大政治投入当然是为了在政策制定中尽可能放大自身利益。

游说是金钱政治的重要实现方式。游说是一种美国特有的政治现象,游说腐败是美国政治制度与生俱来的痼疾。游说的法理依据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精神,美国制定了将游说活动合法化的法律。1938年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1946年的《联邦游说管理法》、1995年的《游说公开法》和1998年的《游说公开技术法》形成了规范游说活动的法律体系。根据这些法律,美国允许各群体结成利益集团,相互竞争,影响国会立法和政府决策。因此,政治游说是美国政治过程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各利益集团雇佣说客,对国会议员及其助手进行游说,影响法案的制定和修改,谋求自身利益。40多年来,美国游说业发展迅猛,呈爆炸性增长态势。1971年,美国仅有175个注册说客,到1981年增加到2500个,2009年又增加到13700个。这意味着,平均每位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身边,有20多名说客出没。据不完全统计,在华盛顿的游说公司约有2000多家。利益集团在说客身上的花费与日俱增,1998年为14.4亿美元,2011年已狂飙至33.3亿美元,14年间增长幅度达131%。

三、美国金钱政治的制度化形式

19世纪后期,美国的金钱政治发展成为“政治分肥”制度。竞争获胜的政党通常将官位分配给为选举做出贡献的人,主要是本党主要骨干和提供竞选经费的金主。“政治分肥”造成政治腐败蔓延,官员贪污舞弊,行政效率低下。自20世纪初开始,美国试图对政治捐献做出一些限制,但没有改变美国民主制度的金钱政治本质。制度调整永远为金钱政治留下漏洞和后门,实际使金钱政治取得合法地位。

第一,“超级筹款人”制度合法规避捐款限额。“超级筹款人”是拥有大量财富和社会关系的人,比如企业高管、对冲基金管理人、演艺界明星或说客。他们人脉多,神通广大,能利用个人关系网把大量小额捐款人凑在一起,为候选人短时间内筹集大量资金。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个人筹款金额中的三分之一是由1000个“超级筹款人”帮助完成的。同时,“超级筹款人”制度还能绕过法律有关捐款限额的规定,将总额超限的捐款划到许多人头下面,使其符合个人捐款上限,最后才捆绑在一起捐给某位候选人。接受捆绑捐款的候选人,自然知道谁是真正的金主。这使得富豪和大企业能轻易地用金钱换取政治影响力。

第二,联邦最高法院裁决取消对“软钱”的限制。2002年的《两党竞选改革法》限制了那些通过捐给政党来支持特定候选人的“软钱”,即不受《联邦竞选法》限制但又用于影响联邦选举的资金。但是,这个法律受到持续挑战。2007年,联邦最高法院对“威斯康星州‘生命权利’组织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做出裁决,认定《两党竞选改革法》有关限制企业、工会和贸易团体资助特定选举广告的条款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关于言论自由的规定。2010年,联邦最高法院在“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中,认定《两党竞选改革法》关于竞选最后阶段限制公司、工会以营利或非营利的目的资助联邦选举候选人的相关规定违反宪法中的言论自由原则。这一裁决将《两党竞选改革法》的内容否决殆尽,使得“软钱”可以合法地大规模进入选举活动,打开了金钱肆意流入政治的闸门。2014年,联邦最高法院在“麦卡沃恩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中大幅放宽了对政治捐款的限制,在保留个人对单个候选人捐助上限为2600美元的情况下,取消个人对全体联邦候选人及政党委员会的捐款总额限制。这意味着,富人可以同时捐助很多联邦候选人,更可以无限制地向自己支持的政党捐款。

第三,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是金钱政治最重要的表现形式。除了直接向候选人和政党提供政治捐款外,美国富人和企业还可以通过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来进行政治捐赠。政治行动委员会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是一种由企业或独立政治团体组成的政治筹款机构,主要是为了规避美国法律对个人和机构政治捐款的限制。它们从许多个人手中收集金钱,然后决定为哪些候选人捐款。政治行动委员会与大公司和特定利益集团关系密切,代表它们进行造势宣传,支持或反对某位候选人,实际上是大公司和利益集团参与选举的“白手套”。1971年《联邦选举法》通过后,政治行动委员会由于限制较少而进入大发展时期。大量企业、个人和利益集团的金钱通过政治行动委员会管道参与竞选。2010年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取消了企业与个人向独立支出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上限。由此,政治行动委员会进入鼎盛时期,大量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应运而生。根据无党派非营利研究机构“政治责任中心”的数据,截至2016年8月8日,美国登记注册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有2316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有强大的募款实力,在各个方面对选举产生影响,尤其是企业和富豪可以将自己手中的资金无限制地投入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从而间接影响选举。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获得捐款最多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是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美国优先行动”,达到1.76亿美元。富豪索罗斯向“美国优先行动”捐款600万美元,而对冲基金管理人托马斯·斯泰尔更向支持希拉里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提供5700万美元捐款。

四、金钱政治后果恶劣

第一,金钱政治剥夺了普通民众的政治权利。尽管美国经常炫耀一人一票的美式民主,但美国低收入者的投票权实际上受到严苛限制。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披露,2010年至2015年,美国有21个州通过了限制投票权的新法律,有14个州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实施了限制投票权行使的新措施。这些法律和措施的主旨是阻止穷人登记投票。美国《新闻周刊》网站2017年11月21日报道,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因贫穷而被剥夺了投票权。已有9个州通过立法,剥夺任何未付律师费或法院罚款者的投票权。仅在亚拉巴马州,就有超过10万名欠费者被剔除出选民名单,约占该州选民人口的3%。这导致美国选举投票率降低。美国2014年中期选举的投票率为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最低,全国的平均投票率仅为37%。

第二,政府官职成为富人和上层阶级的禁脔。按照美国政治惯例,获得选举胜利的候选人通常会把一些政府官职奖赏给那些选举有功人士,其中就包括捐款大户和重要筹款人。美国历任总统上任后,都会任命一批金主当驻外大使。2000年总统选举后,政府中三分之一的新职位被胜选总统的亲友和金主接掌。2008年总统选举时支持胜选总统的556名“超级筹款人”中,三分之一的人都在时任政府内阁中获得职位或者成为顾问,其中筹款超过50万美元的筹款人有近80%都获得了重要职位。

第三,金钱政治明目张胆地向富人输送利益。政治献金带来的一个恶果是,少数富人拥有了比绝大多数人更大的影响力,导致政府政策图利富人、损害穷人利益。金钱影响立法和政府决策。富人通过竞选捐款和利益回报承诺俘获政客,使政客代表他们的利益立法。通过金钱选举产生的总统和政府,必定会在制定政策时向有钱人倾斜,或明或暗地向资本输送利益。这是一种变相的权钱交易。众所周知,2017年上任的共和党政府是富人政府。美国国会2017年通过的《减税与就业法案》,虽然有“减税”之名,但并非普遍减税,而只是给富人和大企业减税,穷人反而要加税。根据这个法案,一方面,富人家庭缴纳所得税的税率大幅降低,从39.6%降至35%,足足降低了4.6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最贫穷家庭缴纳所得税的税率却从10%增加到12%。这个法案使最贫穷家庭遭受金钱损失,最富有家庭获得巨大收益。2017年底的盖洛普民调显示,56%的美国人反对这一税收改革法案,支持的只有29%。就企业税收而言,《减税与就业法案》把大型集团公司和上市企业等股份有限公司的所得税税率从35%下调至20%,降低了15个百分点,幅度很大,但受益企业仅占美国全部企业总数的8.6%。相反,占企业总数90%以上的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等小企业却无法享受减税政策,需要根据合格经营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允许抵扣20%收入,适用最高边际税率37%。金钱政治蚕食了社会平等,从根本上腐蚀了美国的社会公正。

第四,金钱政治增加解决紧迫政治社会问题的难度。在美国,枪支泛滥、枪支暴力是一个困扰社会多年的重大政治社会问题。校园枪杀案和公共场所枪杀案等大规模枪支暴力案件时有发生。美国每年有3万多人死于枪支造成的他杀、事故和自杀,有1万多人死于枪支暴力,有20多万人因枪击受伤。如果严格控制枪支,这些伤亡大多可以避免。但是,美国步枪协会等反对控枪的利益集团通过介入选举和进行游说成功地瓦解了控枪努力。这些利益集团为美国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提供大量政治捐款,仅2010年至2018年间就通过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1.13亿美元。美国步枪协会是美国主要的反控枪组织,也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院外游说组织,每年运营经费高达2.5亿美元,竞选年份经费更多。由于投入大量金钱,以美国步枪协会为代表的美国反枪支管制利益集团取得了巨大成功,几乎封杀了所有控枪法案,使美国枪支管制更加宽松。

金钱政治暴露美国社会本质。美国一直标榜自己是民主和人权的“楷模”,要全世界都向它学习。但是,无所不在、根深蒂固的金钱政治彻底戳破了美国的谎言。美式民主是富人和资本家的民主,跟下层民众没有多少关系。美国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只有口袋里有足够多金钱的人才能享受。在金钱支配政治的美国,没有金钱,一切关于政治参与的议论都是空谈。金钱政治无情地碾压了“美式人权”。

责编:张莎莎